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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昌明:近代日本“脱亚入欧”是福还是祸?——谈明治维新对日本的影响

时间:2018/5/29 10:49:19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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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脱亚入欧”是福还是祸?

——谈明治维新对日本的影响


钱昌明


在现今通用的日元中,有一种一万元票面的纸币,上面印有一个人像叫褔泽谕吉,他被认为是近代日本的“启蒙思想家”。在明治维新运动中,就是他提出了“脱亚入欧”论,对近代日本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日本原是亚洲东北部的一个岛国,自古以来就在东亚文化圈的哺育下成长、发展。特别是9世纪的一场“大化改新”,孝德天皇全面学习、推行中国的大唐文化,迅速完成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日本无论在政治、经济制度,还是在文字、民俗上,几乎是“全盘唐化”,无处不受中华文化的薰陶。然而,自1868年的明治维新运动后,日本搞起了“全盘西化”,“脱亚入欧”,才由一个亚洲国家嬗变成为一个“西方国家”。

1875年,福泽谕吉发表《文明论概略》,明确提出:“文明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先进文明总要压制落后文明”,力主日本走西洋文明的道路。1885年又发表《脱亚论》,鼓吹日本应脱离亚洲行列,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他认为朝鲜与中国都是“不思改进之道”的国家,是日本的“坏朋友”,“与坏朋友亲近的人难免近墨者黑,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在“态度”上要视朝鲜和中国为“半开化的国家”,在“方式”上以武力征服来“对付”。

“脱亚入欧”论,一方面使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一个近代国家;另一方面,又把西方“弱肉强食”的强权主义奉为圭臬,疯狂向外扩张,侵略朝鲜和中国,直至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祸害人类,最终蒙受原子弹轰炸之祸,沦为被美军占领的战败国。

当年提出“脱亚入欧”论的福泽谕吉,也许压根儿就没想到,他的思想固然把日本引上了近代化之路;同时恰恰又正是他的“脱亚入欧”论,让日本的军国主义恶性膨胀,给日本民族和亚洲人民招来了灾难,其恶劣影响至今犹存。

日本明治维新,“脱亚入欧”,这对它的亚洲邻国,明显的是祸不是褔!那么,它对日本民族又怎么样呢,究竟是褔还是祸呢?许多日本人认为:这是褔不是祸。真的是这样吗?其实这还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问题。

 

“脱亚入欧”,完成日本近代化

 

19世纪中期,日本仍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家。天皇名义上虽是最高的统治者,实际上徒具虚名,因为打自12世纪末的1192年开始,实际掌握政权的是幕府将军。

世袭的幕府将军是最大的封建主,地方上的大名(诸侯)亦称“藩”,都是其封臣。大名从属于将军,对将军承担着军事和其它封建义务,但在自己的领地里拥有军事、行政和税收的权利,有很大的独立性。将军和大名都有自己的家臣(武士),家臣可从主人那儿获得土地和禄米。天皇、将军、大名和武士,是日本社会的封建统治阶级;占人口80%的农民则是被统治阶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日本社会也出现了一些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新兴地主和商人。

1853年美国将军柏利率领三艘军舰到达江户(幕府“政厅”所在地),他以开空炮的恫吓手段,迫使幕府政府屈服(史称“黒船事件”)。1854年和1858年,幕府政府两次同美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一系列港口,给予最恵国待遇,国家的关税主权、司法主权均告丧失。随后俄、荷、英、法也迫使日本签订类似条约,日本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

日本的国门被打开以后,西方的廉价商品大批涌入,严重冲击了它的经济。原有的手工业和商业遭受摧残,物价飞涨,大批黄金外流,一般人民特别是市民和下级武士生活更加困难,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日本人民仇视外国侵略者,更痛恨幕府政府软弱无能、引狼入室。

1858年,长州藩一些不满幕府腐败统治的中下级武士,组成了“倒幕”派,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所谓“尊王”,就是抬出原先失权的天皇,要求推翻、取代幕府的腐败统治;“攘夷”,则是要驱逐外敌,以挽救面临的民族危机。长州藩倒幕派的主张,得到萨摩、土佐、肥前诸藩武士的响应,随后掀起了一场反对幕府统治的政治运动。运动遭到了幕府的镇压,其领袖人物吉田松阴、桥本左内、赖三树三郎等人惨遭杀害,史称“安政大狱”。

在幕府的高压统治下,1865年起,“尊王攘夷”运动向武装倒幕转化;1866年萨摩、长州两藩的倒幕派在军事上结盟;1867年,年仅15岁的明治天皇继位,倒幕派乘机发动政变,宣布“王政复古”,废除幕府统治,成立新政府。倒幕运动的领袖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和西乡隆盛等人掌握了政权,勒令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交出领地,还政于天皇。1868年1月,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以“除君侧之奸”为名率军向京都进发,在伏见、鸟羽战役中,西乡隆盛指挥的倒幕派武装,以少胜多击败了幕府军队,进而占领江户,并以天皇名义改称为东京,取得武装倒幕运动的胜利。

1868年3月14日,明治天皇在京都紫宸殿率领公家、大名、百官,以向天地神明宣誓的形式,发表明治政权的基本方针。内容由“广兴公议,万机决于公众;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破旧来的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理正气”等《五条誓约》组成。

天皇的《五条誓约》实为由利公正、福冈孝弟起草,木户孝允进行修改,再经岩仓具视和三条实美加工后定稿的。这一史实充分证明,武装倒幕胜利,形式上是幕府将军德川家康正式把政权交还给天皇睦仁;实质上掌握当时政权的核心人物,还是那些武装倒幕运动的领袖。1869年明治天皇政府正式从京都迁往东京。

还在幕府统治末期(19世纪50年代初),日本早期的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等人,受魏源《海国图志》的影响,在日本掀起了一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潮,主张主动了解西方。佐久间象山的弟子吉田松阴(以办学鼓吹维新思想而著称的日本思想家),为了实践这一思想,更是以行动试图冲破幕府的锁国政策,偷渡海外,后以失败被囚禁、杀害告终。横井小楠还与佐久间象山一起,提出了“开国论”,认为“东洋道德与西洋技术的结合”,应是日本的发展之路。显然,这与“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明治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木户孝允、伊滕博文等人均曾受教于吉田松荫的松下村塾,无一不受上述维新思想的影响。

日本的天皇制度,原本是封建主义的产物,按例是发展资本主义的阻碍。然而,由于日本的特殊国情,即从12世纪末幕府政治确立开始,天皇实际上即被架空,因而日本封建主义的实体核心是幕府统治,而不是日本的天皇制度。再加上明治维新前由中下层武士领导的武装倒幕运动,又是借助天皇的名义进行的,因而客观上日本的天皇制度已异化为日本幕府封建制度的对立物,这就使明治政府的维新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明治政府建立后,在维新思想的主导下,为了日本的近代化,1871年11月,政府派出了一个庞大的赴美欧考察团,由岩仓具视(改革派公卿首领)带队,成员有由利公正、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和伊藤博文等要人。代表团遍访美、英、德、法、俄、意等美欧12个先进国家,考察了西方近代国家的制度和文化,还与美英等国进行了有关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预备谈判。整个行程历时一年有余,于1873年5月返回。经过考察,出于对天皇制度的肯定,大久保等人否定了美、法共和革命模式;肯定英、俄、德的君主立宪模式。代表团特别欣赏德国的近代化道路,尤其是对俾斯麦首相的“铁血政策”佩服得五体投地,回国后决定努力充实内政,先行改革,按照德国模式经营自己的国家。

由于受“闭关锁国”传统的影响,明治初期,整个日本社会仍存在着强烈的排外思潮,弥漫着一股“仇外”情绪。即使像伊藤博文这样的人物,在接受维新思想以前,早年也曾是一个激进的日本式“义和团”青年(他曾与人一起策划过针对外国公使的刺杀计划,并参与纵火焚烧法国使馆的义和团式的“排外”活动)。这种仇视西方的“排外”思潮,不能不说是日本社会变革的一大阻力。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875年,福泽谕吉发表《文明论概略》,力主日本走西洋文明的道路;1885年又发表《脱亚论》,竭力鼓吹西方的强权政治,走武力扩张之路。经过福泽谕吉和日本维新派的一番“大喊大叫”,终于改变了日本传统文化对西方文明的排斥,使“脱亚入欧”主张,逐渐成为近代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潮,这对明治政府的改革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正是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日本传统思想的阻力,导引了明治维新运动的发展方向,从而使日本走上了一条独特的近代化之路。

“脱亚入欧”的核心是“入欧”,就是学习西方,全盘西化;也就是推行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发展西方文明,繁荣近代工商业经济,走富国强兵的道路。整个明治维新运动,实质上就是对“脱亚入欧”论的一种实践,它着重解决了以下四大问题:

1.政治上,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完成“废藩置县”,结束了260多个地方藩主分裂的封建割据局面;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以“天皇制”为形式的君主立宪政体,彻底告别了幕府的封建主义。

2.经济上,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废除买卖土地禁令,确立土地私有制;废除关卡、行会,“殖产兴业”,开工厂、修铁路、办邮局、建银行(先是发展官办企业,最终过渡到以低价拍卖、出售的方式,全面、大力扶植私营企业);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

3.军事上,解散各藩藩兵,推行征兵制,实施兵权归一、军务归一的改革,完成军队国家化;仿效欧洲国家建立新式陆、海军,从欧洲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积极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发布《军人敕谕》,规定天皇为日本军队的最高统帅,号召军人信守武士道精神,誓死效忠天皇。

4.文化上,推行西方学制,以小学为重点,普及国民教育,实施“忠君爱国”教育;发展师范教育、外语教育和高等教育,大力发展新闻、出版事业;改用西历,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积极引进西方文化。

以上四个方面的改革,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是一个以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滕博文为代表的改革派,结合日本的国情,按照德国模式建立起来的“欧洲政治架构”。其最大特点在于:在近代宪政的外衣下,构建以“天皇”为权威,由明治元老(倒幕武士首领)实际操控,最终形成由军部独裁的军国主义体制。

明治政府初期,政治上很不稳定,由于地方封建势力对“废藩置县”和开国政策的不满,期间曾引发过多起的叛乱与反抗,其中仅规模较大的有:1874年“佐贺之乱”,1875年自由民权运动,1876年“敬神党之乱”、“秋月党之乱”和“获之乱”,1877年的“西南战争”等。然而,正是依仗新建立起来的这一强有力的政体,明治政府得以用铁腕手段,无情地镇压、平定了这些叛乱与反抗,从而保持国内的统一与稳定,为近代日本的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脱亚入欧”保驾护航。

以后,随着明治政府在“殖产兴业”方面的努力,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中,日本首先在轻工业部门中完成了工业化:1890年日本棉纺织品的国内产量首次超过了输入量;1894年机械缫丝总量超过了手工缫丝总量。重工业发展速度稍慢些,但到20世纪初期其基础也已基本奠定:1901年设立官营八幡制铁厂,随后日本制钢厂、釜石制铁厂等民营铁厂也相继设立,作为重工业基础的钢铁产业基本创立;1905年池贝铁工厂成功地制造了美式车床,机械加工技术取得长足的进步,造船技术亦向世界水平靠拢;1910年以后,工厂的动力也逐步实现了电力化。

在推行工业化的过程中,受政府的大力扶植,以三井、三菱、安田、住友为代表的私人财阀寡头企业逐渐形成。这些民营企业实行以金融、贸易、矿山业等为中心的多种经营,实力不断壮大,终于成为日本近代经济的支柱,在国家的经济、政治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并发挥着重大影响。到一战前夕,日本俨然成为近代的亚洲大国、一个后起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形象崛起于世界。

 

“脱亚入欧”,走上军国主义不归路

 

“脱亚入欧”,既使日本完成了“近代化”;同时又让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的不归路,成了近代朝鲜、中国等亚洲邻国的巨大祸害。

日本早从秦汉时期就与中国有友好交往,至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

据《后汉书》记载,汉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日本的“倭奴国”遣使朝贡,光武帝曾赐其“汉倭奴国王”金印(此金印实物已于1784年在日本福冈县志贺岛出土得以证实)。此后直至明清,双方交往不断。特别是在隋唐时期,日本政府专设“遣隋使”、“遣唐使”,官方交往规模庞大,对日本历史发展的影响可谓既广且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文化中“浸透了中华文化”,离开了中华文化就没有了日本文化可言。试设想:在日本文化中能够没有汉字吗?!需知,所谓的“假名”也是从汉字中衍生的。

在古代日本与外界的交往过程中,除了与中国等有长期友好交往的一面外;同时又存在着向外侵略扩张的另一面,显示出其对外交往史上矛盾着的两面性:

还在公元3世纪,日本的本州刚形成一个奴隶主政权“大和”,当时它连日本四岛还未完全统一。可是,从4世纪起,它就迫不及待地对朝鲜半岛伸出了侵略的魔掌,先后侵占过朝鲜半岛南端的任那(今斧山、金海一带),并以此作为据点,不断向北蚕食。直到6世纪,随着半岛东南部新罗国的强大,才于562年被逐出朝鲜半岛。

公元7世纪,日本又一次对朝鲜半岛上的新罗国发动侵略战争,前后历时十余年,最后新罗国王只得向中国唐朝求援,663年在白江口被唐军彻底击败,才收敛了野心。

12世纪末日本进入幕府时代,中央王权不张,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间或处于内乱。直到16世纪末,日本结束了“战国”历史,封建主丰臣秀吉重新“统一”全国,随后又是向外侵略扩张。

1592年与1597年,丰臣秀吉两次出兵进攻朝鲜,朝鲜政府被迫两次向中国的明王朝求援。1593年1598年,明王朝先后出兵,朝中军队并肩作战,两次驱逐日军,取得最后胜利。丰臣秀吉的侵略失败了,然而,他向朝鲜、中国进行扩张侵略的方略,却被近代日本的一些军国主义者所继承,丰田秀吉无疑成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向外扩张侵略的鼻祖。

在古代日本对外的交往史上,尽管它存在着向外扩张侵略性的一面;但客观地说,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在极大多数时间里,其对外交往活动的主流还是和平性质的。

日本的武装倒幕运动,原本是中下层武士和部分大名,包括新兴的地主、商人,因不满德川幕府的腐败统治所发动的一场带有军事性质的政变,目的是实现“还政天皇”,挽救民族危亡,寻求日本的强国之道。可是在接受了“脱亚入欧”思想的日本武士和天皇的心目中,强国之道就不只是为了摆脱西方的侵略;相反,其目标还在于“继承列祖列宗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见1868年3月明治天皇睦仁颁布的《御笔信》),明确宣布:要向外扩张、去侵略邻国了。

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一个转折。如果日本在向近代的转化过程中,能秉承东方文化中“和平”、“中庸”、“和谐”的理念,与邻国友好相处,那么,日本按理是不会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可惜,以封建武士阶层出身的近代日本思想家们,继承了历史上丰臣秀吉的扩张侵略思想,并吸收了西方的“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脱亚入欧”为其国家的发展纲领,完全摒弃了东方理念,这就使明治维新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向外扩张侵略的目的性。

值得注意的是,明治维新在构建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时,特别重视、强化军事机构的地位与作用,自觉地有意识地营造具有日本特色的天皇制军国主义。

近代日本的军事部门,从一开始就独立于内阁之外,直接隶属于天皇。1889年,日本颁布《帝国宪法》,又把天皇直接统率陆、海军的体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

宪法中如“天皇统率陆、海军”,“天皇规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天皇宣战媾和及缔结各项条约”,“天皇宣告戒严”等等,均明确规定了天皇对军队具有独立的统帅权,规定日本的陆、海军部均只直接对天皇负责,而不受内阁和议会节制。上述宪法条文极大地提高了军部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和发言权,它为日本的天皇制军国主义体制的缔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种体制下,军部与内阁的权力实质上是并立的。陆军部和海军部名义上虽然不负责国家的行政事务,但军部的战争狂人常常可以通过天皇影响日本政府的政策;相反,内阁却永远左右不了军部。更为严重是,当军部势力进一步控制内阁时,也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彻底完成之时,这时整个国家就会成为一部疯狂失控的“战车”。

1932年,就是日本军部的一批“少壮派”军人,因嫌当时内阁推行的政策还不够“激进”,发动轰动一时的“五·一五”事变,刺杀了当时的首相犬养毅;事后,在军部的压力下,成立了亲军部的“举国一致”内阁(符合了军部的口味),结束了日本的政党内阁制。

1936年,“少壮派”军人再一次发动“二·二六”兵变,公然要求建立军部独裁政权。此后,政府又按照军部意图成立广田弘毅内阁,使日本的军国主义体制完全成形,正式完善了日本天皇制的法西斯体制。这一年日本同希特勒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第二年又制造“七·七”事变,终于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日本在打造天皇制军国主义的过程中,还依仗精神的力量,特别是利用日本历史上镰仓武家时代遗留下来的“武士道”精神。“武士道”以“义勇奉公”为最高原则,以“忠节”、“武勇”为美德,主张无条件地效忠主人,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命献身。为了确定武士道的效忠对象,明治政府就大树天皇的绝对权威。

1880年明治政府颁布天皇“诏书”,把日本传说中的神道教转化为国教,以此控制、愚弄日本人民。1882年,明治天皇亲自向陆军卿颁授《军人敕谕》,强调自神武天皇以来的日本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帅”,“朕为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故朕赖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首脑”,要求把古代武士道中形成对大名(将军)的忠诚,转化为军队对天皇的忠诚。

1889年又明文把“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写进宪法。

1890明治政府再颁布《教育敕谕》,把武士道精神从武士扩展至全体国民。规定日本国民必须遵守(武士道的)日常的各种礼仪和道德规范:

“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对内应“恭俭礼让”,有仁爱之心;对外则只需“长刀杀敌人、短刀毁自己(指失败时切腹自杀)”。

此后,《教育敇谕》一直成为日本政府对人民进行思想灌输的“金科玉律”。直到二战结束,对其进行阐述的文本竟达六七百种之多。随着岁月的流逝,武士道精神逐渐成为日本人公认的行为准则与追求目标,对日本天皇制军国主义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19世纪80年代起,借创建近代陆、海军之机,明治政府一直以中国为假想敌,不断地扩充军备。裕仁天皇亲自带头,“缩衣节食”,捐出30万元充实国库,还令文武官员在6年内也捐纳其俸禄的十分之一,以弥补建造军舰费用之不足。到1893年,日本近代陆军总兵力已达23万人;海军已拥有大小舰艇55艘,总吨位达7万多吨,初步建成了一支近代化的陆、海军,完成了日本军事的近代化。

在积极进行扩军备战的同时,明治政府更模仿西方列强,亦歩亦趋不间断地向周边邻国实施武力扩张:

1874年出兵侵犯中国台湾岛,随后强迫清政府妥协,签订《北京专约》,索赔白银50万两;

1876年强迫朝鲜接受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进而控制朝鲜,实际上否定了中朝之间的宗主藩属关系;

1879年呑并中国的藩属琉球国,改称琉球为冲绳县;

1894——1895年发动甲午日中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强割中国的台湾省,索赔白银2.3亿两;

1904——1905年再发动日俄战争,战胜俄罗斯,进一步扩大其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

在上述对外战争中,其中甲午日中战争与日俄战争的胜利,对日本具有特别重大意义。1895年甲午日中战争战胜了中国,通过割地、赔款,极大地增强了日本的国力,牢固地确立了它在亚洲的霸主地位;1905年日俄战争再打败俄国,1910年又一口呑并了朝鲜,这使它正式跨入了帝国主义国家行列。一句话,是天皇制的军国主义,使日本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富于侵略性的封建军事帝国主义。

 

褔祸互转,和平发展是正道

 

凭借褔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通过明治维新运动,日本很快地从昔日闭关自守的一个亚洲蕞尔岛国,华丽转身为近代的世界性大国。从此,日本摆脱了民族危机(1894年与英国重订《日英新约》,废除了治外法权与片面最恵国条款,标志日本结束了不平等条约的奴役),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亚洲强国。对此,人们大多给以正面的肯定,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往往更是带有几分羡慕的心情。

以往,史学家在评价明治维新这段历史时,大多只看到其成功的一面,认为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有的认为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完成了近代化,是日本民族的“褔”。

其实,上述评价具有很大的片面性。殊不知,日本的明治维新还有其另外失败的一面。因为,正是这一场变革,使日本走了一条天皇制军国主义的发展道路;从此,它成了一个肆意侵略邻国、最终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祸首,并最终也惩罚了它自己。

明治维新运动,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场日本封建武士发动的强国运动。其目的在于挽救日本的民族危亡,进而实现其对外扩张与侵略的野心。

正因此,明治政府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不是张扬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反而是严厉取缔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自由民权运动”。如1879年明治政府公然下令:禁止一切议论国家政体的政治结社和讲演会;1882年颁布限制政党的法令,规定各政党必须向政府交出党员名单,召开会议必须在三天前取得政府同意,政党不得成立地方组织等;1883年实施《新闻条例》,迫使自由党自动解散;1884年无情地镇压受“自由民权运动”影响的加波山起义;等等。

也正因此,明治政府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不是去废除原有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消除封建君权思想影响;反而是神化封建皇权,人为地去大树特树天皇的绝对权威,从而在日本最终构建了天皇制下由军部独裁的军国主义体制。

明治维新运动,说白了,无非就是封建武士们实现其“师夷长技以强国”,“师夷长技以外扩”的一个梦,明治维新结果实实在在成了日本民族的“祸”。

以往,人们往往认同“日本军国主义是亚洲各受侵略国家人民的祸”;但在感情上不愿意接受“它也是日本民族的祸”的结论。然而,这却是一个严峻的客观事实。谓予不信,请看以下史实:

1.造成710多万日本人的伤亡。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多次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除了给受害国士兵和人民带来伤亡外;同样不可避免地、也给日本士兵与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亡。仅以日本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例,它既给受害方的中国带来了3500万的人员伤亡;同样无法摆脱其本国士兵与国民710万人的伤亡(据公认的有关史料披露,二战期间日方有310万士兵与平民的死亡;400万人的伤残)。

这些数字与受害国中国死伤3500万人相比,无论是其性质与数量,均不能同日而语。可是,如果从两国人口比例而言,1945年中国人口约4.5亿,中国在战争中伤亡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7.8%;同时期日本的总人口约7100万,其伤亡数占人口比例更高达10%!再加上自明治维新以来、二战以前,日本所发动的历次对外侵略战争的伤亡,那么,其伤亡数字必然大大超过10%。这样高比例的士兵与国民的伤亡,远远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这难道不是日本民族的祸吗?

2.同样给日本国民带来可怕的战争灾难。

战争除了致大批人员死伤以外,更会带来由战争恐怖造成的一系列灾难。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犯下过许多战争罪行,诸如: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三光政策等,造成了巨大的战争灾难。然而,日本作为制造战争罪恶的侵略者,最终也逃不过战争对它的惩罚。

二战末期,为了击败法西斯,盟军对日本东京进行过多次轰炸,同样给日本国民带来了战争的灾难。现仅以其所遭受损害较大的几次轰炸为例,即可见全豹之一斑。

一次是盟军“3.9”对东京的常规大轰炸。1945年3月9日,美国空军对东京进行了一次最具破坏性的空袭。这次轰炸美军前后出动了334架B-29轰炸机,使用凝固汽油弹对东京市区进行持续2小时的地毯式轰炸,总计投下了2千多吨的燃烧弹,所产生的高温足以使区内所有可燃物(包括人体)自行燃烧。结果使东京56平方公里轰炸区成为一片废墟,9万人被活活烧死,10万人被烧成重伤,上百万人无家可归。

另一次是原子弹轰炸。1945年8月6日、9日,美军先后在广岛、长崎两次投放原子弹,瞬间导致35万无辜平民的死亡、失踪与受伤(后又受原子病的长期折磨);其战争恐怖惨状可想而知。

让日本人民遭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核轰击,尝尽了核爆以后的所有苦难,这难道不是明治维新造就的近代日本带给日本民族的祸吗?

3.使百万日本移民背井离乡、妻离子散、魂断他乡。

1931年“9.18”事变以后,随着对华战争的发动,为永远霸占我东北80多万平方公里肥沃的土地,日本政府制订了20年内向我国东北移民500万人的庞大计划,并把它定为国策。

侵略者把日本农村作为“母村”,以村、乡为单位,从中分出部分农户组成一个个开拓团,移居到中国东北。日军用火烧、殴打等方式把东北当地农民赶走,然后建立起一个个“子村”、“分村”。据统计,截至1944年9月,居住于东北各地的日本移民(包括开拓团民)已达166.2万余人。

1945年8月15日,随着日本的投降,这些在中国的日本人瞬间变成了“难民”。更让这些日本“移民”心寒的是,日本政府对他们采取了“弃民”政策,致使他们立即陷入困境。

长春日侨会1945年9月2日曾发给东京的一个电文,诉说:“眼看冬季将临,约80万难民拥挤在南满一带,无食物、无住处、无钱,陷入困境。”许多怀有恐惧情绪的日侨,纷纷选择向东北内地逃亡,沿途导致大批人员病死、饿毙与自杀死亡。

另据日本编纂的《满洲国史》记载,当时在东北的160多万日本人(不包括军人、军中文职人员和军人家属)中,竟然死亡了174022人,其中“开拓团民”死亡78500人,占死亡总数的45%!

显然,这些被日本政府“安排”来中国的日本“移民”,他们既是中国东北当地居民的“加害者”;同时不能否认,他们又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在这些数以百万计的日本人中,有全家死亡的,有妻离子散的,有受冻挨饿的,有贫病交困的,一句话,饱尝了背井离乡与战争灾难之苦。这些日本人,最终还是靠着中华民族的宽容,中国政府的以德报怨,才得以全部遣返日本。即便如此,仍然有数千名日本孤儿流落中国(被善良的中国养父母收养),直至1972年中日建交后才最后得以回国。所有这些,难道不都是日本军国主义之祸吗?

4.饱受战败之辱、亡国之耻。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靠着对外军事扩张的胜利,骄横一时,一度成为一个傲慢的民族;然而,曾几何时,随着二战的失败,美军的占领,国破家亡,日本民族立即堕入“地狱”,成了一个受尽战败之辱与亡国之耻的民族。

日本战败,美国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成了日本的真正“天皇”,成了主宰日本一切的“上帝”;从此,日本作为国家失去了独立与尊严,直至今天仍然不能完全摆脱美国的控制。

人们大概熟悉一部叫《人证》的日本电影吧,讲述一名由日本妇女与美军黑人士兵生下的混血儿的“认母”命运。它反映了战败后的日本,一度因政府主动为美国占领军提供“性”服务后,所出现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人心中的痛,它是整个日本民族难以抺去的“国耻”。

1945年底,在日本的美国占领军已达35万人。为了解决美国占领军的“性欲”问题,当时的日本政府主动地组织日本妇女去为他们“服务”。据日本东京东北部的茨城县警察局的历史文件记载,当时政府对此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口实:“保护良家妇女免受美军侵扰”。“我们的策略是,通过征召有经验的妓女为美军服务。”(直至1946年3月,因造成高达四分之一的美国兵患上了性病,最后才由麦克阿瑟下令封闭了所有妓院、慰安站和所有的性服务场所)

据官方记载,当年从事为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日本妇女人数多达7万人,而实际从事这个行当的人数高达15万人!成为美国占领军“性奴隶”的这些日本妇女,其实岂止是日本“妓女”,恐怕更多的还是普通的日本妇女。要不然,哪来这么大数量的妓女?!

以上史实足以证明,明治维新,“脱亚入欧”,走军国主义道路,确实是日本民族的祸。

老子曰:“祸兮,褔之所倚;褔兮,祸之所伏。”历史的发展就是这么诡秘,祸褔不仅相依,更可相互转换。

明治维新,“脱亚入欧”,日本完成了近代化,成为资本主义强国,这是褔;同样,也是明治维新,“脱亚入欧”,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这又成了祸。日本军国主义不仅给日本的邻国带来了巨大灾难;同时也让日本民族几乎陷入灭顶之祸。

日本在二战中彻底失败,军国主义遭受覆灭,日本民族承受了战败的苦难。然而,恰恰又是因为“战败”,日本被剥夺了建立军队(仅能组建“自卫队”)与发动战争的“权利”,被强加了一部“和平宪法”,从此,反而使日本走上了一条和平发展之路。尽管二战后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的影响下,日本在诸多方面受制于美国的政策,但其“战败国”地位的限制,保证了其几十年“和平发展”的进程,这就使日本在战后得以劫后重生,到80年代后期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自明治维新、“脱亚入欧”以来的整个一部日本近代史,实质上是日本民族的一部“褔”、“祸”转换史。从这部“褔”、“祸”互转史中,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个非常深刻的历史启示,这就是: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只有和平发展才是正道!

(《近代西方的“兴”与“衰”》连载之七)

作者:钱昌明 来源: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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