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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波: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理论曙光》(13)

时间:2018/6/25 11:17:12 点击:

  核心提示: 伟大的理论光辉的实践 ——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第二卷《理论曙光》)(13) 郭建波 2.干部队伍的分化。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就隐藏在党内干部队伍...


 

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

——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第二卷《理论曙光》)(13)

 

郭建波 

 

2.干部队伍的分化。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就隐藏在党内干部队伍中,具体说来是潜藏于党内领导干部队伍里,因而文革打击的矛头就对准他们这支队伍。这个时候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还处于党内各级领导岗位上,手中掌握着权力,他们能不能正确对待文革就成为运动能否进行下去的关键。

在能否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问题上,形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一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就是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压制群众,转移斗争方向,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25]派出工作组和撤销工作组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表现。

两条路线的斗争虽然以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改组和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变动而在中央得到解决,但是从中央部门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仍然普遍存在着对文革的敌对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提议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来打通思想,取得一致意见。这次会议预计开七天,实际上开了二十天。会议的主旨是,要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做说服工作,向他们交底,使他们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他说:“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26]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次会议并没有把这些领导干部争取过来。会后,他们不是积极地投身于文革,而是仍然对文革无动于衷,表现出淡漠的情绪,有的甚至还敌视文革,调动群众来保护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运动方向。这样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才不得不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27]由此可见,进行全面夺权,并非是文革部署的既定要求,而是在文革进行过程中,从领导干部消极对待文革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而又没有取得成效的情况下才展开的。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大批干部遭到冲击,不少领导干部被打倒。在这种情况下,干部队伍出现了分化。有一部分干部主动投身文革的洪流,站到革命群众一边,支持造反运动,协助他们进行夺权,进行了亮相。山西省委负责人刘格平、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就是省部级领导干部中的代表。上海市委写作组从市委机关冲杀出来,站在了造反派群众一边。与此同时,在各地各级进行的夺权中都有革命干部站到造反群众一边,主动投身到文革运动中的实例。

这样在全面夺权的浪潮中,干部队伍发生了分化。一批革命干部站了出来,支持革命群众的造反行动,和他们并肩战斗,进行夺权斗争,将文革推向前进。这些人在斗、批、改阶段也就自然被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结合进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了。

历史地看,在文革深入发展特别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干部队伍的分化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分化表明有一部分干部积极参加文革,站在了革命群众一边,和他们共同进行夺权斗争。这对于革命干部的思想改造和文化大革命夺权的成功,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3.革命干部在继续革命中发挥着重要领导作用。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文革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干部队伍发生了分化。一部分革命干部站了出来,参加到继续革命的行列,和青年学生、工农群众一起进行斗争。那么,这些革命干部在斗争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革命干部站到文革斗争的行列,推动了文革的进程。走资派就隐藏在干部队伍中。当时正是由于干部队伍特别是许多领导干部对待文革的消极态度,有些人敌视、抵制文革,文革才不得不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革命干部从干部队伍中分化出来,就如同堡垒从内部攻破一样,水落石出,图穷匕见,使党内走资派的面目逐步暴露出来,处于涸辙之鲋的地位。这会促进文革的发展,加速文革的进程。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上海市造反派在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的支持下,夺取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力。山西省造反派在山西省委负责人之一的刘格平支持下,夺得了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山东省造反派在王效禹的支持下,在山东驻军的协助下,夺取了山东省委、省人委的大权。贵州省造反派在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支持下,夺得了贵州省委、省人委的权力。黑龙江省造反派在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的支持下,夺了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权力。于是,从上海开端,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紧跟而上的一市四省的夺权,构成了一九六七年春全国夺权的第一个浪潮,对全面夺权产生了深远影响。[28]

革命干部的亮相,站在工农群众一边,会推动全面夺权的发展。夺权就是夺党内走资派手中的权力,但是究竟谁是走资派呢?他们头上没有明显的标志,同其他干部穿着同样的衣服,讲着马列主义的语言,又善于伪装自己,确实不好做出判断。这是后来夺权阶段持续时间较长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要耐心地、细致地根据他们的言行来进行鉴别。革命干部从干部队伍中分化出来以后,不仅使干部队伍的人数少了,隐藏的走资派孤立了,而且亮相干部毕竟身在干部队伍中,熟悉其中的情况,由他们来揭发批判走资派,更容易使走资派显出原形。这对于准确地锁定走资派,加快夺权的进程,完成夺权的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革命干部的亮相,参加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不仅会提高革命委员会的管理能力,还会增强革命委员会的权威。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由军队干部、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参加。军队干部和革命群众虽然具有革命精神,但是却对业务管理不熟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因而为了有效行使权力,发挥职能,作为全面夺权以后临时权力机构的革命委员会,就需要革命干部的参加。革命干部不仅在当地和部门中具有影响力,而且还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领导能力也较强,又投入到革命的行列,积极参加了文革,进入了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层,因而他们的亮相对于文革的进行、革命委员会职能的发挥和权威的提高,均具有重要意义。

从考察中可以发现,革命干部在文革进程中起着重要领导作用。革命干部以前处于领导岗位上,熟悉党的方针政策,具有组织领导能力,能够分析形势,制定斗争策略,因而在他们参加到工农群众的斗争行列以后,就自然会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一起组成造反队伍的领导层。全面夺权以后,又成为新成立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的重要领导成员,继续进行斗、批、改的工作。因而革命干部不论是在全面夺权阶段还是在斗、批、改阶段,在文革的进程中都起着重要的领导作用。这种重要的领导作用,是由于文革发展的需要和革命干部的基本素质以及他们个人主观努力的结果。

革命干部在文革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领导作用。这种重要领导作用表现在革命干部亮相以后,加快了全面夺权的步伐,提高了革命委员会的管理能力,增强了革命委员会的权威,推动了文革的进程。革命干部不仅加入到文革的行列,积极参加了文革,还在其中发挥着重要领导作用,为文革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4.要准确界定革命干部在继续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文革的消极态度,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毛泽东才不得不把文革推向全面夺权阶段的。这就在客观上反映出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待文革的基本态度。

从《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可以看到,这个文件对干部分为四类: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错误的,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9]

走资派隐藏在干部队伍中,具体说来是在掌握权力的那部分领导干部中间。因而文革开始后就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党内掌握权力的那部分领导干部。在对待文革的态度中,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走资派自不待言,就是犯有严重错误的领导干部,或者犯有一般错误的领导干部,乃至于表现比较好的领导干部,往往对文革抱着消极或抵制的态度。这样就使文革的发展遇到了很大困难,造成了后来不得不实行全面夺权的结局。

全面夺权阶段,干部遭到了严重冲击,不少领导干部被批斗、打倒,甚至还发生了武斗,有的领导干部受了皮肉之苦。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造反派群众由于政策运用失当采取了激烈的手段以外,究其原因还是由于他们自己以前的作为和对文革的消极态度以及在背后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方向破坏文革造成的。

在进入斗、批、改阶段以后,就要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为错误处理的干部恢复名誉。这个时候有人就钻政策的空子,为了求得宽大处理,在检讨中表示自己进行了深刻反醒,认识了错误,实际上却是对文革恨之入骨,等待出来以后,一旦风向有变时,再闹翻案。参加革委会的一些革命干部,在掌握了权力以后,就挟私报复,清洗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打击造反派群众。这种状况值得警惕。

从干部在文革发展中的历程来分析,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主体并没有积极地参加文革。虽然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站了出来,参加到造反的行列,但是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并不占优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革是因为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问题才发动起来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主体又是对文革抱着消极的态度,没有积极地主动地投身到文革的大潮中,有的还在组织群众保护自己,破坏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还有人为了能够恢复工作,不惜弄虚作假,假装承认错误,骗取信任。这说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文革中没有也不可能起到主要领导作用。

但是,在全面夺权过程中,毕竟有一部分干部站了出来,他们不仅参加了夺权斗争,还进入了革命委员会,做了斗、批、改的工作,对推动文革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他们本身就是领导干部,因而在站出来参加到文革的进程中以后,往往还是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领导作用虽然是重要的,却也是有限度的。这是因为军队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不仅在和他们一起发挥着重要领导作用,在一般情况下还要起到比他们大得多的作用的缘故。军队是推动文革进程的后盾,革命造反队伍是推动文革进程的主力军,站出来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过是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而已。

这样我们对文革进程中革命干部的作用,就有了一个准确的定位,从总体上说,尽管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主体在文革中的作用是消极的,但是其中的革命干部却在文革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从整个文革进程来分析,是革命干部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其中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而不是主要领导作用。这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应该注意到的。

(四)革命知识分子吹响继续革命的号角。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能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那么知识分子在其中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应该怎样评价他们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呢?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说起。

1.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

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革命中起着播火者的作用。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视野开阔,思想解放,忧国忧民,勇于奋斗,是先知先觉者。虽然他们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却在社会进程中起着比他们所占人口比重大得多的作用。不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知识分子都是在接受了先进的思想理论以后,兴办报刊,著书立说,传播真理,宣传鼓动,组织政党,举行革命,走在了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前列,成为革命的践行者。

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才出现的。在他们的努力下,建立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农民为同盟军,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后又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革命期间,中国的知识分子分为两部分,一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否随着资产阶级的消灭,就改变了它的阶级属性,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呢?

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问题上,党中央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

毛泽东认为虽然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了,但是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30]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31]

这种认识的不同,一直持续到了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二年三月在广州召开的科技工作会议和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又重申了他的这一观点,随后写入了他在二届三次人大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陈毅则在会议上提出要给知识分子“脱帽”(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冕”(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就有人不同意甚至明确表示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就没有说话。[32]

由此看来,党中央内部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是存在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的存在,从认识的角度上来分析,就是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问题上,究竟是以世界观还是以服务对象为划分标准的不同造成的。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主张应该以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来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的,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当时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并没有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仍然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因而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革命实践中逐步改造他们的世界观,使他们逐步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周恩来等人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应该以知识分子的服务对象来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服务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无产阶级服务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知识分子是为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服务,因而知识分子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其实,为无产阶级服务并不等于他们具有了无产阶级世界观,两者之间并不是一回事。这样做就淡化了对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人是在世界观的指导下行动的。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知识分子虽然暂时为无产阶级服务,但是他们则是动摇的,不会安心地为无产阶级服务到底,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起变化。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分析和思考,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上的不同,是由于他们在阶级划分标准上的不同造成的。毛泽东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知识分子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从世界观的角度,具体说来是从政治思想上来划分的。后来他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召开的武昌会议上说,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33]因而这个时候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

周恩来等人认为阶级是以生产资料来作为划分标准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在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又已经为无产阶级服务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

这样看来,他们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上的不同,是由于他们在阶级划分标准上的不同造成的。这是他们在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具体反映。这种不同意见在党内长时间存在,最后经过斗争才使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被党中央所接受,制定了相应的方针政策。历史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由于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关系到党中央对知识分子实行的方针政策,关系到如何使用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关系到知识分子的成长,因而准确判断他们的阶级属性,认清他们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他们的世界观,使他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鉴定知识分子革命性的根本标准。

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因而从阶级属性上来说他们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变这种情况,知识分子就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指导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逐步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我们说的革命知识分子,与以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比,在思想上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从精神、视野、行动上以崭新的面貌屹立在人们面前。看一个知识分子是不是革命知识分子,不能光从形式上,更要从本质上才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

那么,这个时候到底怎样才能够鉴别知识分子的革命性呢?

我们认为,继续革命是鉴定知识分子革命性的根本标准。

革命知识分子会认识到继续革命的必要性。继续革命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的需要。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即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革命知识分子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后,就会从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中认识到继续革命的必要性,坚定对继续革命的理性认识。这就为下一步参加继续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因而一个知识分子是不是具有革命性,首先就要看他对于继续革命的认识水平。

革命知识分子必然会以实际行动积极参加继续革命。继续革命的任务,要依靠人们的共同努力才能够完成。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只是认识到了继续革命的必要性,站在旁边鼓动别人参加继续革命,自己却袖手旁观,无动于衷,那么这就不是真正的革命知识分子,而是叶公好龙式的知识分子,假的革命知识分子。只有参加继续革命,才能以实际的行动表明自己对继续革命的真实态度。

继续革命就是要改造人的世界观,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进行斗私批修,向自己头脑中的私有观念宣战,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正己方可正人。知识分子只有在革除了自己头脑中存在的私有观念以后,才能在继续革命中更有说服力,更有战斗力,以锐不可当的气势投入到继续革命的洪流中。这是继续革命最好的宣言书。

革命知识分子要对继续革命的复杂性保持清醒认识。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并非是一帆风顺的。由于没有经验,以及复杂因素的制约,斗争中肯定还会走弯路,甚至还有可能使自己付出代价。这就要求革命的知识分子既要小心谨慎,大胆推进,又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既不能因为遭遇挫折,就心灰意冷,抛弃革命,也不能因为遭受打击,就蜕化变质,背叛革命。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就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为武器,既要敢于斗争,有为革命而牺牲的思想准备,又要善于斗争,避免无谓的牺牲,百折不挠,英勇奋斗,逐步把握继续革命的斗争规律,将继续革命推向前进。

判断知识分子的革命性决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要看他对待继续革命的真实态度。这种态度表现在对继续革命的认识,是否参加继续革命,以及如何应对继续革命的复杂性等方面。只有通过这样的考察,才能真正鉴定出知识分子的革命性。因而我们说继续革命是鉴定知识分子革命性的根本标准。

3.革命知识分子是继续革命的喉舌。

进行继续革命,不能没有革命知识分子的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参与下揭开序幕的。不论是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还是这个时候报刊杂志上出现的一系列批判文章,都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创造了舆论氛围,起到了动员的作用。

文革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引发的。由于知识分子反映敏锐,接受新事物较快,这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就站在了斗争的前列。这样以思想文化领域的知识分子为先导,其它领域的知识分子跟进,革命的知识分子先后投入到文革的洪流中。

文革注定是一场波及全民的运动。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后,如何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将继续革命的理论传到四面八方,深入到广大工农群众的心里,让他们真正接受继续革命,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则还要依靠革命知识分子的努力。青年学生虽然敢想敢说必做,在继续革命中起着先锋的作用,但是由于他们视野、阅历、功底等方面的限制,在理论的宣传,思想的启蒙,以及组织动员方面,还是难以代替革命知识分子的。

这个时候的革命知识分子,就要怀着继续革命的责任感,洞悉继续革命理论的真谛,充分调动自己的力量,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宣传继续革命的必要性,将继续革命的理论转化为广大工农群众进行革命的强大动力,自觉地进行继续革命。这是继续革命对革命知识分子的要求,也是他们进行继续革命的任务,是革命知识分子的使命所在。

斗争的任务是繁重的,肩负的责任是光荣的。要想完成这样的任务,履行好自己的使命,革命的知识分子就不能待在机关、单位、办公室中,而要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示,立足于本单位的继续革命,到工厂、农村中去串连,深入到斗争的风暴中去,宣传继续革命的理论,撰写文章,组织辩论,鼓动宣传,进行鸣放,张贴大字报,以实际的行动起到继续革命喉舌的作用。在斗争中和广大工农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将继续革命的理论与丰富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为群众斗争提供理论的指导,将工农群众的斗争从理论上做出总结,以群众的实践充实理论的内容,及时反映到中央决策层,使中央了解运动的真实情况,以便于及时做出决策,指导运动的发展。

革命知识分子是存在于包括思想文化领域在内的各个行业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有志向、有文化、有责任、有报负的一个群体,既有传统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历史担当,又有在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破坏旧世界的雄心壮志。他们肩负起历史的使命,吹响继续革命的号角,担负起革命喉舌的重任,激发起群众的斗志,将文革的火种撒向祖国大地,以实际的行动起到了文革播火者的作用。

4.对继续革命中革命知识分子作用的分析。

革命知识分子阐述继续革命的理论,宣传组织工农群众,将文革的星火传到各地,在继续革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没有革命知识分子的参加,就难以使工农群众领悟到继续革命的真谛,这样也就难以造成强大的舆论声势,将群众的激情焕发出来,形成排山倒海的力量,完成全面夺权的任务。从这里可以看到,革命知识分子在继续革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我们在肯定知识分子重要作用的同时,还要认识到知识分子的局限性。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泽东在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时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是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34]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文革开始的时候他是希望从知识分子中培养一批接班人的,但是结果却失望了。这种失望并非是偶然因素,而是知识分子的本能造成的。由于知识分子在斗争中带有投机性,缺乏彻底革命性,最后夺权的任务还是由时代的主人工农兵来完成的。这里明确指出了知识分子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就是知识分子存在的弱点。这种局限性或弱点决定了知识分子在继续革命中的地位。

这样看来,在继续革命过程中,知识分子表现出两重性。既有参加继续革命的一方面,又有在革命中表现出局限性的一面。知识分子能够参加继续革命,在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表明他们确实是继续革命的动力。但是在革命中他们又表现出局限性。虽然在革命中他们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进行宣传鼓动,起到了向导的作用,为革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单靠他们自己显然是取得不了胜利的。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发挥工农群众主力军的作用,才有可能取得继续革命的胜利。

在继续革命过程中,革命知识分子确实能够发挥出革命性的作用,但是由于其固有的局限性,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这种消极的影响具体说来往往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起作用的缘故。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就说过“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35]这就要求在继续革命过程中,将知识分子的革命性和局限性结合起来进行处理,既要发挥知识分子的革命性作用,又要对其表现出来的投机性保持警惕,防止其扰乱革命的阵线。

革命知识分子是继续革命中的重要动力,是进行继续革命的号角和喉舌。这就要对革命知识分子在继续革命中的作用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既要看到他们在继续革命中的革命性,又要注意到他们在革命中的不彻底性和投机性,发挥其积极方面,克服其消极方面,将继续革命推向前进。

(五)革命动力综述。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工农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动力。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是继续革命的先锋,革命知识分子吹响了继续革命的号角,工农群众是继续革命的主力军,革命干部则在继续革命中发挥着重要领导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青年学生积极响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号召,作为文革的先锋,率先起来造反,迸发出文化大革命的星星之火。而后红卫兵通过大串连将文革的星火传到全国各地,是文革的急先锋。革命知识分子是继续革命的喉舌,以笔为武器,撰写文章,组织宣讲,为文化大革命擂鼓助威,吹响了继续革命的号角。在继续革命的大潮中,革命干部站了出来,和军队干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一起发挥着重要领导作用。工农群众是继续革命的主力军,起着决定性作用。没有工农群众的参加,没有他们做继续革命的中流砥柱,要取得全面夺权的成功、完成斗、批、改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遗憾地看到,在文革进程中,不论是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革命知识分子还是革命干部都出现了不少问题,就是在工农群众中也产生了严重的派别对立,甚至发生了武斗,但是瑕不掩瑜,他们在文革中的主流是好的,文革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才不断推向前进取得成就的。当然,其中沉痛的教训我们一定要牢牢记取。

从文革的历程来看,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作为先锋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革命知识分子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工农群众则以磅礴的气势参加到文革的洪流中,促进了干部队伍的分化,革命干部站到造反群众一边,将文化大革命推向高潮。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的分为根本目的、主要目的和具体目的,主要目的是根本目的的实现途径,具体目的又是主要目的的实现途径。既然这样,那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主要目的和具体目的的内容又是什么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改造人的世界观。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是改造人的世界观。那么,为什么改造人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呢?人的世界观又是如何才能得到改造的呢?在世界观改造的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状况又如何呢?

1.改造人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

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是改造人的世界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也就是改造人的世界观。

什么是世界观呢?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不同的世界观,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运用唯物论还是唯心论、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上的差异造成的。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世界观,世界观的不同反映了阶级立场的不同。有剥削阶级的世界观,也有被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对立的阶级就是要在本阶级世界观的指导下为了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而斗争。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世界观就划分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世界观的斗争,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斗争的主要形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这种斗争集中体现在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上。无产阶级要消灭资产阶级世界观,资产阶级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还要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抗衡和斗争,妄图消灭无产阶级世界观,以便反攻倒算,卷土重来。这种斗争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直接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多次谈到过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问题。

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泽东在会见一个军事代表团时,介绍中国开展文化大革命情况。他说: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发表以后,这可以算是第四阶段。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

他还进一步说:要想保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无产阶级革命化。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对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搞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1]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明确指出批斗走资派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绝对不是目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改造人的世界观,从思想上搞掉修正主义根子。正是因为这样,他才特别强调要从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在思想上来个无产阶级革命化,将这个问题作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关键阶段的主题和正题,由此可以看到改造人的世界观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是改造人的世界观。那么,为什么要改造人的世界观呢?当时在世界观上又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呢?

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谈话中指出了党内存在资产阶级世界观问题。

他说: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2]

这里的党内资产阶级不是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而是指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党内政治思想上资产阶级的存在,究其原因还是由于他们的世界观仍然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缘故。因而要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就必须改造这些人的世界观,因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3]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姚文元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文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4]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中,经毛泽东审阅,文章起草人员将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重新整理如下:“‘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5]

由此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就是要触及到人们的灵魂深处,其目的是要改造人们的世界观,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草稿时写道:“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6]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首都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同林彪谈话时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7]

改造人的世界观,就是要清除资产阶级世界观,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使人的思想实现革命化,这样才能够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的是改造人的世界观。要改造人的世界观,就要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促进人的思想的革命化。这样看来,改造人的世界观,不仅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的,而且还是根本目的。那么,为什么改造人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呢?

我们对这个问题分析如下:

原因之一,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具体状况决定的。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我国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状况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却存在着重大不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对象是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因而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8]既然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要消灭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剥夺他们的生产资料,将资本主义私有制变成社会主义公有制,那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这就要“斗私,批修”,改造人的世界观,将人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消灭掉,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代替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够用无产阶级思想代替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完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原因之二,是由于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决定的。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一般情况下,生产力在社会基本矛盾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八届二中全会上说:“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9]由此可见,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生产资料包括劳动对象和生产工具,其中生产工具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工具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由人制造出来的。在生产力中,一个是人,一个是物。在这两者之间人是具有决定性的(当然这种决定性是在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下发生的)。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还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10]由于人在生产力中的决定性作用,因而具有什么样的人不仅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速度,还决定着生产力的前进方向。这里的人,并非泛泛而指,而是有着具体的涵义,是指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前进方向的革命阶级。正是因为这样,马克思才说:“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11]要培养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一代新人,就要改造人的世界观,清除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世界观,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这是在推动社会生产力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迅速发展的根本保证。

原因之三,是由于社会意识形态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的作用决定的。

在社会基本矛盾中,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在一定条件下社会意识形态对政治上层建筑又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样在一定条件下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就起着决定性作用。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也就是到底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就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具体表现为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2]社会意识形态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有什么样的人就会创造出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创造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创造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而要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必须改造人的世界观,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决定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这是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得到根本性改造以后,社会意识形态在一定条件下会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因而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才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缘故。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改造人的世界观之所以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具体状况、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的作用所决定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人的世界观进行彻底改造以后,才能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不论是生产力发展中的人的因素,还是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不同的世界观对人的行为和思想意识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当然这种决定性是建立在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决定性前提之上的。

这就说明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人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有什么样的人,具体说来就是具有什么样的世界观的人,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当然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巩固和发展;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自然会促进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不同的世界观决定着人的行动方向。只有改造人的世界观,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才能取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胜利。

2.“斗私,批修”是改造人的世界观的根本手段。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是改造人的世界观。要改造人的世界观,就是要将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世界观转变为无产阶级世界观。那么,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世界观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呢?

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世界观的鲜明特点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私有观念。无产阶级要消灭剥削和压迫,消灭私有制及私有观念,因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鲜明特点则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本上形成的公有观念。从这里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世界观的根本区别就是体现在公与私的不同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要消灭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与传统的所有制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3]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14]

由此看来,要改造人的世界观,就必须进行“斗私,批修”。那么,为什么“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手段呢?这是因为私是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世界观的根本特点,也是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世界观与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区别,因而要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清除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世界观,就必须在思想文化领域和私有观念进行斗争;修,就是修正主义,新老修正主义都是要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离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向资产阶级投降,复辟资本主义。因而要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清除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就必须批判修正主义。这样“斗私,批修”也就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根本纲领,成为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手段。

为什么要进行“斗私,批修”呢?私与修又是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私是修的根源,修是私的结果,它们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大凡有了私心,才容易产生修正主义。如果没有私心,即使由于认识的原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错误,一经发现以后,也容易得到纠正。因而要批修就要首先斗私,只有紧紧地抓住了斗私,在斗私中取得实质性成效以后,批修才能结出硕果。否则的话,批修往往会流于形式,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因而在“斗私,批修”过程中,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将斗私常态化,奠定批修的坚实基础。

当然,在具体斗争过程中,我们也要对私字出现的历史条件有一个客观的认识。要将个人的正当利益与超出法律、道德许可的非正当利益区分开来。既要看到当时个人正当利益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又要看到这种个人利益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向非正当利益转化的可能性,这种转化主要还是由于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私字作怪的结果。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私字,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由当时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了,但是个体经济、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仍然存在,剥削阶级的私有观念仍然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私字不仅有其存在的客观条件,还有其出现的主观条件。这就要在生产方式的变革中去消灭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斗私,批修”的斗争,防止个人正当利益向非正当利益的转化。既要认识到私字存在的现实性,防止“左”倾盲动,又到看到私字发展的危害性,保持高度警惕,承认它,限制它,削弱它,最后消灭它。这是“斗私,批修”的根本要义。

由此我们看到,私字膨胀,是走向修正主义的先声。因而就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斗私,批修”。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世界观的根本区别是公私分明,因而要清除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世界观,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就要“斗私,批修”,化私为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在斗争中使人们认识到头脑中存在的私字,一旦恶性膨胀,不仅会腐蚀人的灵魂,而且还会蚀空社会主义大厦。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因而才要发起强大的思想政治攻势,不仅要同别人而且更要同自己头脑中存在的私字进行无情的斗争,在斗争中使包括自己在内的人们的世界观得到根本改造,使无产阶级世界观真正确立起来。这是思想战线上的主要任务。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灵魂。

改造人的世界观,就是要将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世界观,改造成无产阶级世界观。要形成无产阶级世界观,就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武器,对人的世界观进行根本改造。那么,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才能称得上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呢?

这里我们仅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价值观念的斗争来予以说明。从价值观念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价值观念分为一般价值观念和核心价值观念。能够通用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念是一般价值观念,而非核心价值观念。核心价值观念是体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形态的本质的东西,从根本上来说是对立的,不相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只能是社会主义可以用而资本主义不能用也不敢用的价值观念;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只能是资本主义可以用而社会主义不能用也不敢用的价值观念。因而社会主义不能运用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资本主义也不能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这是因为如果社会主义用了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观念,就会发生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反过来,如果资本主义运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就会发生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因而核心价值观念具有严格的阶级属性,是不能混用的。

既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具有不同的核心价值观念,那么这两种不同的核心价值观念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核心价值观念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又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核心价值观念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因而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归根结底是由于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因而产生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之上的核心价值观念只能是私有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因而产生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之上的核心价值观念只能是公有观念。由此可以看出,公和私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根本特征。私的对立面是公,公的对立面是私。要改造人的世界观,清除资产阶级世界观,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就必须化私为公,这就形成了斗私批修、破私立公、大公无私、公而忘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要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成为对人的世界观进行改造的根本准则。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以斗私批修、破私立公、大公无私、公而忘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要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并非是来自于人的主观意愿,而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要求决定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反映到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方面,必然要求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形成,最终还是取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内在要求。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灵魂。

4.为什么要学习“老三篇”?

“老三篇”是指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写的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议上发表的讲演,《纪念白求恩》是毛泽东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逝世后写的一篇纪念文章,《愚公移山》是毛泽东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在中共七大上的闭幕词。这三篇文章短小精悍,琅琅上口,感情真挚,朴实无华,文思隽永,意韵悠长,通过对张思德、白求恩的纪念和革命前景的展望,阐明了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究竟要塑造什么样的革命者和怎样才能塑造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以及对革命斗争的信心和斗志等问题。

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三篇文章被称为“老三篇”。林彪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老三篇”,背诵“老三篇”。这是因为“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他主张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15]他强调指出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学先用,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当时掀起了一场盛大的学习运动。[16]那么,为什么要学习“老三篇”呢?

这要从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说起。从上文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是改造人的世界观。这就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通过对人们世界观的改造,将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世界观逐步转变为无产阶级世界观。“老三篇”以其短小的篇章,通俗的语言,精辟的分析,深邃的哲理,思想的锤炼,情操的陶冶,精神的塑造,理想的展示,恰恰适应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进行的世界观改造。“老三篇”所阐述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人人平等的价值观、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生死观、发扬愚公移山精神不怕千难万险的斗争观、勤于职守乐于奉献的职业观,成为人们改造世界观的思想武器。

在世界观的改造上,这些思想武器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共产主义人生观。白求恩和张思德都是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只有确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才能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自觉地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17]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在革命队伍中造就千千万万个白求恩和张思德。要培养白求恩、张思德这样的共产主义战士,就必须改造人的世界观,确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因而白求恩、张思德的革命精神就成为培养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典范。

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在革命队伍中,不以人的能力和贡献大小作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这是因为人的能力和贡献有大小,只要具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8]价值观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依靠积极的思想斗争才能得以实现。这就要以人民利益为准绳,坚持民主集中制,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使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起来。[19]

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生死观。正确的生死观取决于为谁做出牺牲。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为了使中国人民获得解放,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只要我们想到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20]一个人在为了革命事业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情况下,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世界观改造中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的呢?正确的生死观是推动世界观改造的有力条件。

发扬愚公移山精神,不怕千难万险的斗争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大众要一起挖掉这三座大山,就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21]只要我们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就一定会取得革命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此作出了有力的说明。现在我们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改造人的世界观,就要挖掉头脑中存在的私字大山。灭山中贼易,灭心中贼难。消灭残存于人们头脑中的私有观念,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成败得失的大事。这就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攻坚克难,锲而不舍,将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私字大山挖掉,只有这样才能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勤于职守,乐于奉献的职业观。张思德作为一名中央警备团的战士,安心于烧炭,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地工作。白求恩是一个医生,以医疗为职业,安心本职工作,对技术精益求精。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当然是一个极好的教训。[22]这就要求人们立足于革命需要,干一行,爱一行,勤于钻研,忘我工作,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从中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能够掀起学习“老三篇”的热潮,其主要原因还不在于是由谁提倡的,而是因为“老三篇”所阐述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价值观、生死观、斗争观、职业观等思想观点,恰恰适应了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造人的世界观这一政治需要。这才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掀起学习“老三篇”热潮的真正原因。

5.无产阶级世界观在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中得以在社会上广泛确立和发展。

世界观是有阶级性的,分为剥削阶级世界观和被剥削阶级世界观。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具体表现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对立。

无产阶级世界观,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坚信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

资产阶级世界观,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以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为基础,割裂唯物论与辩证法之间的联系,将唯心论与辩证法联系起来,机械论与唯物论联系起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鼓吹剥削有理,宣扬资本万能,其目的是为了使资本主义长存于世。

世界观的斗争,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世界观的斗争就成为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虽然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要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就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主要在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上表现出来。这种斗争的胜负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搞不好的话,就有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因而这种斗争就不仅仅是一场文化革命,而且还是一场政治革命。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23]

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改造人们的世界观,清除资产阶级世界观,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无产阶级世界观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中才得以逐渐确立的。这就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开展两种世界观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不同,表现在思想理论基础和立场的不同上,主要是在公与私的问题上体现了出来。在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中,要破私立公,根除残存在人们头脑中的私有观念,使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思想成为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当然,这种斗争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艰难曲折中前进,经过思想的炼狱,历经精神的洗礼,在继续革命的烈火中使人们的世界观得到根本改造,在柳暗花明中走向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彼岸。

由此看来,我们不仅要高度重视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还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斗争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我们既要注意到这种斗争的尖锐性和紧迫性,又要认识到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将这种斗争放到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的大背景下来认识,搞好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使无产阶级世界观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逐步确立。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

 

作者:郭建波 来源: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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