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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波: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理论曙光》(21)

时间:2018/7/11 9:48:45 点击:

  核心提示: 伟大的理论光辉的实践 ——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第二卷《理论曙光》)(21) 郭建波 (二)复辟资本主义。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必然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



 

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

——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第二卷《理论曙光》)(21)

 

郭建波

 

(二)复辟资本主义。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必然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论是没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旦失败,都是没有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从这里来说,资本主义复辟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这种必然性又是通过怀仁堂事变这个偶然性来实现的。

1.没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复辟资本主义。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必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冲动,而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的。[29]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时候,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会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反之则会对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由于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这一基本矛盾实际上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

一般条件下生产力在这一社会基本矛盾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特殊条件下上层建筑在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则起着决定性作用。[30]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就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这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只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否则的话,旧的上层建筑就会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最终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为了迅速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只有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后,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否则的话,就会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最终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一九三六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以后,并没有认识到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性,更没有提出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后来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都没有提出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经过长期的发展变化以后,苏联国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苏共内部出现了一个特权阶层,构成了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经过日积月累变得更加严重,最终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酿成了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31]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只有建立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进一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没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在没有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情况下,旧的上层建筑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并最终破坏生产力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遭到破坏以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就会变成私有制经济,资本主义也就复辟了。由于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遭受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自身经济文化落后,因而一旦复辟资本主义,就会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历史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形态)。为了防止这种状况的出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就必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2.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旦失败,同样会复辟资本主义。

前文我们研究了为什么没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会复辟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来研究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旦失败,同样也会复辟资本主义。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了。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必须建立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否则的话,旧的上层建筑就会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最终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从这里可以看到,能不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前提和基础。如果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会促进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如果没有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会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复辟资本主义。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后,就不能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这样旧的上层建筑就会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和没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所造成的后果是一样的。

尽管如此,这两者之间还是具有重大不同的。这种不同主要是在认识和对社会进程的影响上表现出来。前者不仅认识到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还进行了继续革命的实践,播撒了革命的火种,取得了革命的经验教训,为今后的革命创造了条件。后者不仅没有认识到应该进行继续革命,也没有认识到如果不进行继续革命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更不可能为继续革命创造条件。

在上层建筑领域内,虽然从名义上来说是无产阶级掌握着领导权,实际上各级领导权却不一定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这是因为阶级矛盾不仅在上层建筑领域存在,而且还占据着主要地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着严重的斗争。正是因为这样,才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时候革命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形势,存在着胜负两种可能性。这就要认识到斗争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争取胜利,防止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也是不稳固的。只有在进行多次继续革命以后,才能够真正建立起维护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民主政治制度。

在毛泽东去世前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在毛泽东去世后,以怀仁堂事变为标志,党内敌对文革的势力对文革阵营领导人进行了“斩首行动”,埋下了后来全盘否定文革的严重隐患,文化大革命走向失败。随后我们看到,在文化大革命被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以后,包产到户颠覆了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以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全民所有制工业基础严重动摇,在“邓氏特色改革开放”中大面积破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两极分化产生,黑恶势力死灰复燃,中国经济的殖民化程度日益严重。这些问题的出现,从实践上证明了毛泽东继续革命思想的光辉,说明了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旦失败,就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造成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

由此我们看到,虽然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与没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存在重大不同,但是造成的实际后果却是一样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之一。不论是失败了的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没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会破坏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酿成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直至复辟资本主义。由此造所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又是发人深醒的。

3.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与偶然。

这里说的必然性,不是说社会主义国家必然会复辟资本主义,而是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如果不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没有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必然会复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复辟这种必然性要通过偶然性的方式才能够得以实现。

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必然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否则的话,就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具体表现形式则是文化大革命。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才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建立化为泡影,导致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遭到毁灭性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大规模地卷土重来,造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从这个方面来说,资本主义复辟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这个必然性是通过一九七六年十月怀仁堂事变这个偶然性表现出来的。怀仁堂事变的发生,直接导致文化大革命走向失败,为资本主义复辟打开了大门。从这个方面来说,又是具有偶然性的。因而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复辟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怀仁堂事变的发生,并非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党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股力量的斗争中,资本主义势力暂时居于强势的结果。这种斗争围绕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展开,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长期存在于党的高级领导层。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代表社会主义的一方在党内占据着主导地位。他去世后,党内斗争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在这种情况下,另一方卷土重来,以怀仁堂事变的方式终结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使文化大革命走向失败。

其实,不论是毛泽东还是文革阵营其他领导人和成员,对于发生这样的事变并非没有思想准备。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通信中就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32]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33]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戚本禹有一个发言,他说,我们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否则,弄得不好,我们的文革也会出现像法国大革命“热月政变”一样的结果。这个发言被登在了会议的简报上面。毛泽东让江青转告戚本禹,军队的事情不要乱说话,你们不懂军队的事。其实,张春桥在私下里与江青和文革小组的人也谈起过,他对军队也是很不放心的。只是他在公开场合,从来不说。[34]一九七三年十月,江青对张玉凤说:“我跟你不一样,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的养着,这个难些。”[35]当张耀祠带领中央警卫团的士兵闯进江青的住地时,江青并没有感到惊讶,而是“早有思想准备”,在交出文件柜的钥匙后,以“惯常的姿态”上了红旗轿车,飘然而去。[36]一九七六年五月,张春桥在给徐景贤的一封短信中坦言“近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37]张春桥也对自己的女儿说过准备“千刀万刮”的话,后来女儿对于父亲的被捕“一点都不吃惊”。[38]

由此看来,毛泽东及文革阵营其他领导人和成员对于斗争的严酷性和结局是有着充分思想准备的。这就要采取措施避免这种结果的发生。比如,文革发动的时候首都工作组的组建,杨余傅事件的出现,处理林彪集团问题,以及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期让叶剑英休病假等等,就是采取措施维护文革成果防止极端事件出现的重大行动。

正是因为这样,饱经沧桑阅历丰富经历过多次激烈党内斗争的毛泽东,在对文革充满信心肯定文革取得胜利的同时,也不能不忧虑地看到,党内缺乏既坚定执行文革路线又在党政军中具有权威的高级领导人,能够在他身后承担起巩固和发展文革成果的重任,不能不对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忠实程度,以及由此造成的党内力量对比的失衡给文革成果的巩固和发展所带来的严重影响表现出隐忧。当时文革成果的维护,在相当程度上来说,还是依赖于他的威望所系。广大工农群众虽然积极投身于文革,却对于文革的真谛尚未形成共识,反而在夺权过程中表现出严重的派系斗争。当时文革阵营的领导人虽然能够执行文革路线,但是在党内的权威尚未形成,同时他们也不注意在团结其他领导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文革成果。这样一旦他不在了,从党内斗争的现状出发,文革成果的巩固与发展的前景则令人忧虑。想到此,身患重病的毛泽东多次潸然泪下,有时是痛哭失声。[39]虽然每一次的落泪是由具体场景引发的,但是这里面潜藏着一个共同的主要的原因,则是他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及工农群众命运的隐忧。

毛泽东的隐忧决非杞人忧天,而是与党内斗争的实际状况密切相关。

从党内斗争的实际状况来分析,当时有元老阵营、文革阵营和官僚阵营。元老阵营,是指党内有着较老资历而又漠视文革的高级领导干部。文革阵营,是指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为代表的坚决拥护文革的高级领导干部。官僚阵营,是指党内官僚干部。他们在斗、批、改阶段虽然站了出来,却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达到革命干部的标准,而是抱着投机的心理,被结合进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这三个阵营不仅存在着联系,而且还潜藏着矛盾。在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的问题上,文革阵营和元老阵营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全面夺权阶段发生的“二月逆流”,就是他们之间矛盾激化的重要表现。文革阵营和官僚阵营之间也存在着重要矛盾。虽然在斗、批、改阶段,官僚干部以革命干部的身份站了出来,表示要拥护文革,被结合进了革命委员会,但是他们中的不少人却对文革口是心非,表现出三心二意的态度。这些人有感于全面夺权阶段特权被剥夺,个人被冲击、打倒的事实,从心里对文革表现出不满情绪。不过,限于当时的处境,这种不满还不敢公开表现出来而已。元老阵营和官僚阵营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是由于资格与资历的不同引发的。但是他们之间更多地还是存在着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在抵制文革对他们特权和利益的打击和剥夺上表现了出来。毛泽东去世后,这两个阵营以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联合为标志,抛弃前嫌,共同行动,对文革阵营领导人隔离审查,夺取了政权。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他们本来是想通过召开会议的方式来解决文革阵营领导人的。这在中央政治局内估计没有问题,但是在中央委员会内却没有把握。毛泽东去世后,王震受叶剑英委托,多次找陈云商量。陈云起初考虑用召开中央全会的办法解决,但经过反复研究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后,感到没有把握。[40]华国锋、李先念、吴德也认为采取召开中央全会的方式来解决文革阵营领导人没有把握。[41]这样就只好采取隔离审查的方式了。由此看来,对文革派领导人最终定性为敌我矛盾而不是人民内部矛盾,采取隔离审查而不是召开会议的方式来解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由于文革阵营力量强大的缘故。

这说明毛泽东虽然去世了,但是他通过九大、十大和四届人大确立的中央人事布局和党内民主制度,仍然是雄风犹在,致使他们难以在党中央全会上凑够法定人数,最后在反复商量后才不得不放弃召开中央全会的方式,而是冒着道义的风险采取了抓捕的方式。由此我们不能不感叹即使毛泽东去世了,他当年领导全党奠定的文革制度化成果仍然具有强大的震慑力。

有人可能会发出疑问,为什么他们敢于发动怀仁堂事变?怀仁堂事变又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呢?

当时他们之所以敢于行动,而事变又能够取得成功,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所致:

原因之一,毛泽东逝世后,党内文革阵营与反文革阵营之间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这就为怀仁堂事变的发生及其成功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在世的时候,王震就向叶剑英提议抓捕文革阵营领导人。这个时候叶剑英向王震做了一个打哑谜的手势,意思是说毛泽东在世时他们还不能动手,待毛泽东去世后再说。[42]由此可以看到,以当时毛泽东在党政军中享有的崇高威望,即使处在重病之中,仍然是雄风犹在,具有强大的震慑力,令党内反对派不敢铤而走险,轻举妄动。假如毛泽东仍然在世,尽管他们心中不满,一般情况下还是不敢采取政变的方式来解决党内问题的。毛泽东去世后,他们“出现了一个投鼠不要忌器的有利条件”,[43]况且力量对比又发生了有利于他们的变化,因而才敢于行动了。

原因之二,因为在毛泽东去世后,党内没有既忠于毛泽东文革路线,又在党政军机构中具有权威的领导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是支持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令人惋惜的是,林彪及其集团成员在全面夺权以后,宗派主义日益严重,背叛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由于他们在党内军内的特殊地位,解决他们的问题就成为维护文革成果的首要选择,林彪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我们可以设想,假如林彪一直是忠于毛泽东的文革路线的,以林彪当时在党内军内的地位,是绝没有人敢搞像怀仁堂事变之类的行动的。文革阵营领导人都是些资历较浅的新人,缺乏应有的资历和权威,虽然他们忠实于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但是在毛泽东去世后却没有能力来维护文革成果。而党内军内有声望的领导人,虽然具有权威,却反对或漠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在这种情况下,文革成果的巩固和发展就遇到了很大困难。

原因之三,在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等一批党内官僚干部临阵倒戈,背叛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华国锋是毛泽东选定的党的高级领导人。虽然没有确定他为党的接班人,但是从他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以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安排来分析,在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作为党的接班人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江青没有想到是华国锋采取的行动。这从她被张耀祠宣布隔离审查后,把保险柜钥匙放入信封密封好,还在信封上亲笔书写“华国锋同志亲启”上反映出来。[44]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华国锋等人却背叛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把忠实执行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人抓了起来,这就使得文革成果的巩固和发展遇到了极大困难。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华国锋等人是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捍卫者,在捍卫文革这一大局下,又有什么样的矛盾和分歧不能够通过协商来予以解决呢?要是这样的话,就不可能以党中央的名义来开展行动,而使怀仁堂事变的发动者不论在组织原则上还是在道义上都将陷于孤立地位,政变的真实面目也就昭然若揭了。因为不管怎么样,总不能一个中央政治常委把其他三个常委给抓起来吧?由此看来,华国锋等官僚干部背叛文革,成为发生怀仁堂事变乃至于能够取得成功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原因之四,当时工农群众还处在蒙昧之中,没有真正觉醒过来,形成强大的制约力量。毛泽东将文革作为全国性的反修防修的演习,就是要通过文革来锻炼群众,提高广大青年对于修正主义的鉴别力和战斗力。一旦将来中国出现反共的右派政变,广大人民群众就能够揭竿而起,自发行动起来,将修正主义消灭掉,使中国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的大道上。[45]但实际上当怀仁堂事变发生的时候,只有上海打算有所行动,居然还是一个秀才朱永嘉提出来的,说要打出一个巴黎公社来,就是坚持一个礼拜也是胜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几位头头在反复商量后,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设想。[46]当时广大的工农群众虽然积极投身于文革的洪流,口头上也讲着一旦文革失败,就会复辟资本主义的话,但是却没有能够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真正理解文革的深远意义。当时的社会发展也没有为此提供现实的证据。这样他们就没有从思想上形成一旦修正主义上台就会复辟资本主义的深刻认识,缺乏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觉性,难以形成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主动性、自觉性,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氛围。这样在修正主义一旦上台,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政变,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时候,就难以果断地行动起来,一呼百应,群起而攻之,形成遏制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强大社会力量。由此造成的教训是极为沉痛的。

原因之五,文革成果还处在草创阶段,没有形成稳定、完善且被众人接受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在斗、批、改阶段,就是要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制度化、法律化、规范化,保证人民群众享有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权利,逐步形成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这在九大、十大的政治报告和四届人大修改的宪法中表现了出来。尽管如此,这些民主政治制度还处于草创阶段,仍然不成熟,尚不稳定,需要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这说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及其思想观念还没有真正根植于社会文化的土壤中,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形成人民群众的共识和道德规范,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氛围。这样也就难以在制度和社会层面上产生强大的震慑力,阻止政变的发生。

原因之六,当时文革阵营领导人,没有从维护文革成果的大局出发,将斗争与团结结合起来,主动做好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反而在党内斗争中表现出小圈子的倾向,致使他们在高层斗争中陷于孤立。虽然他们在文革过程中立下新功,但是在中央的地位主要地还是依靠毛泽东的支持才得以维持的。在全面夺权完成,进入斗、批、改阶段以后,如何处理文革的遗留问题,如何对干部进行甄别平反,就要从大局出发,通过积极的党内斗争,主动地自觉地做好这些人的思想工作,将恢复工作的干部团结起来,认真搞好斗、批、改。当然,客观地说,做好这些人的工作并不容易,存在很大难度。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反思自己存在的缺点错误,却对文革阵营领导人抱着敌对情绪,认为正是在文革阵营领导人的幕后指使下,自己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丧失了应该享有的特权和利益。当然,这个时候也存在着做好他们工作的条件。这些人既然要出来工作,起码表面上还是要表示拥护文革,认识自己存在的错误的。这无疑为文革阵营领导人做好他们的工作提供了机会。这就要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把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争取过来,团结起来。但是在这方面文革阵营领导人的工作却做得不够好。毛泽东多次对他们提出批评,要他们搞好团结,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在一起,不要搞“四人帮”。毛泽东认为,有他在还好,一旦他不在了,如果文革阵营领导人不能够团结好多数干部,势必会陷于孤立,这样就使文革成果的巩固和发展遇到很大困难。因而毛泽东多次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要他们做好团结的工作,把文革成果巩固下来。[47]比如,一九七三年江青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批周会上说周恩来“迫不急待”,是“错误路线的头子”,这次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还主张批林批孔批走后门,要三箭齐发。这些都属于过火的斗争,被毛泽东点名批评。[48]文革阵营领导人不能团结更多的人,致使他们陷于孤立,这也是事变发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怀仁堂事变得以发生并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主要是在毛泽东去世后,党内文革阵营与反文革阵营之间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党内没有既忠于毛泽东文革路线又在党政军机构中具有权威的领导人;华国锋等一批党内官僚干部临阵倒戈,背叛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当时工农群众还处在蒙昧之中,没有真正觉醒过来,形成强大的制约力量;文革成果还处在草创阶段,没有形成稳定、完善且被众人接受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当时文革阵营领导人,没有从维护文革成果的大局出发,主动做好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致使他们在高层斗争中陷于孤立。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才导致了怀仁堂事变的发生并取得了成功。当然,从根本上来说,则是由于党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

从现在公开的文献资料看,事变前他们进行了周密的策划,还征求了若干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这些人中意见略有分歧),觉得有把握了以后才动手。[49]华国锋、叶剑英是决策者,汪东兴是执行者,李先念在其中扮演了联络员的角色。如果华国锋不参加就不能以中央名义抓捕文革阵营领导人;如果叶剑英不参加,即使抓捕以后也难以稳定局面;如果汪东兴不参加,就难以不费一枪一弹,比较顺利地抓捕文革阵营领导人。由此我们看到,在核心领导层,官僚阵营领导人和元老阵营领导人联合起来,对文革阵营领导人进行了“斩首行动”。但是事情并未结束,得利的渔翁还在后面。

从考察中我们发现,一九七六年十月发生的怀仁堂事变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是后来否定文革的先声。这个事件并非简单地抓捕几个文革阵营领导人,而是连带着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坚持文革路线的领导干部遭到了清洗。这样就在各级领导机构中清除了坚持文革路线的领导干部,为后来否定文革扫除了障碍。没有怀仁堂事变的发生,在当时情况下要想否定文革是不可能的。事变发生后,限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虽然还打着拥护文革的旗号,没有立即否定文革,却对文革成果的巩固和发展造成了毁灭性破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事变对以后颠覆文革成果具有决定性意义。尽管许多人当时还没有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华国锋背叛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作为怀仁堂事变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如果他是执行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本来是没有必要发动这个事变的。这是因为隔离审查的对象正是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执行者,虽然他们在具体工作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但瑕不掩瑜,他们是党内公认的执行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标兵。即使华国锋与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分歧,在文革路线一致的前提下,通过党内民主,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又有什么样的矛盾和分歧不能得到解决呢?退一步说,即使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从大局出发,又有什么样的意见不能暂时予以保留呢?但是华国锋却没有这样做,而是背叛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践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与元老阵营达成一致意见后,将人民内部矛盾升格为敌我矛盾,采取了抓捕的方式,对文革阵营领导人进行了“斩首行动”,给毛泽东苦心创造的文革成果造成了毁灭性破坏。

想一想共产党的历史,长征开始后,面对错误路线指导下红军遭受的惨重损失,毛泽东在党内表决时处于少数,但是他仍然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直到遵义会议以后才得到改变。[50]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搞阴谋诡计,擅自决定南下,情急之下彭德怀提出要扣押人质,武力解决问题,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毛泽东说:这是资产阶级、封建集团互相吃掉的办法,无产阶级不能用这个办法。人家不服怎么办?只能等待,这是唯一的办法,无产阶级只能用说服的办法。党内斗争不能这样。[51]两相比较,不禁让人感慨万千,愤激的情绪油然而生。

令人惋惜的是,当时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还处于懵然无知的状态。当他们在宣传鼓惑下,载歌载舞,欢天喜地,陶醉于其中的时候,却没有注意到自己雇佣劳动者的地位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虽然这种不满在十二年以后终于爆发出来,却又被党内走资派和党内外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所利用,以此要挟共产党交出政权,最后才不得不调动军队将这个事件平息了下去。此后民间骤起的毛泽东热,一发而不可收,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怀念领袖维护自身根本利益的自觉行动。

文革发动前夕,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谈到党的领导人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时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这样的经验很多,国内国外、正面反面的都有。”[52]怀仁堂事变及其以后发生的社会演变,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文革失败以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遭到毁灭性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大面积破产,私有制经济在中国占了主体地位,工农群众沦为雇佣劳动者的命运,两极分化日益严重。

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来分析,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后,必然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这方面来说资本主义复辟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恰恰又是由于怀仁堂事变引发的,从这方面来说又具有偶然性。这种偶然性的背后又是存在着某种必然性。从党内不同的力量对比、工农群众的懵然状态以及毛泽东去世后党内力量的分化组合等方面来进行分析,这种偶然性的背后还是存在着文革失败的某种必然性的。

虽然怀仁堂事变以后,反文革的势力取得了胜利,文革失败了,但是斗争仍在进行,胜负尚未论定。

(三)斗争并未终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建成社会主义;一个是复辟资本主义。到底是建成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取决于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败,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成败,具体表现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如果成功了,就会建成社会主义,促进社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向着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如果失败了,就会复辟资本主义,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53]这就揭示了修正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本质联系。修正主义上台后,必然会实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一九六五年五月重上井冈山前夕,毛泽东在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谈话中,就深刻地阐释了包产到户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被颠覆以后必然会导致工农群众由国家的主人变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和中国经济的殖民化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54]文革被否定以后的历史已经对此做出了证明。

令人遗憾的是,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不仅当时参加文革的亿万群众,就是许多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都觉得不可思议,没有对文革形成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我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占到了国家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又怎么会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呢?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为什么不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主要的任务,还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呢?这个时候为什么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在共产党内怎么还会有一个资产阶级呢?为什么要将文革的重点对准党内走资派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困惑着许多人。尽管他们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却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从思想上弄清毛泽东所阐述的继续革命理论的真谛,这样就使继续革命的进行遇到了空前的阻力和困难。

毛泽东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分析和评价文化大革命的。既肯定成绩,也不讳言错误,对文革做出了三七开的评价,认为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胜利。同时,他又对党内的斗争状况表示隐忧,极为担心一旦他不在了,文革的成果就会被否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出现。[55]毛泽东的隐忧终于不幸地变成了现实。在他去世后,以怀仁堂事变的发生为标志,文革阵营领导人被抓捕,造反派遭到了清洗,文革路线随后被彻底否定,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遭到毁灭性破坏,中国又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性选择。

今天,当着文革被全盘否定以后,文革所要防止的东西在中国大地上有条不紊地复圆的时候,人们再回过头来审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就不能不承认那是先知的预言,智者的呐喊,慧者的告诫,大众的福音,穿过重重的迷雾一直透射到今天。为了避免广大工农群众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的命运,人民领袖毛泽东以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排除万难,坚持斗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革命的狂涛中,以革命导师的硕硕风采带领广大群众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当然,我们要正确地看待文革过程中出现的成绩和错误。作为亿万群众参加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要求它没有错误,并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既不能因为肯定成绩而讳言错误,也不能因为出现了错误而否定成绩。毛泽东对文革三七开的评价为我们提供了思想的指导。这就要从社会实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对文革中出现的成绩和错误进行辩证的分析,正确总结文革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作为今后斗争的借鉴。

毛泽东把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中。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中国人民毕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在经过了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检验以后,继续革命的理论如同燧石一样放射出灿烂的光芒,透射到人们灵魂的深处,凝铸成思想的丰碑,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指南。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经历过三次伟大革命斗争实践活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精神洗礼的中国人民,在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的基础上,思想上正在走向成熟。“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6]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义的指导下,一定会焕发出排山倒海的力量,砸碎资本主义的桎梏,使中国走上复兴社会主义的大道。从这个角度上说,前途是光明的,斗争并未终结。

十三.理论要点综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综述如下: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包括继续革命的原因、性质、本质、实质、目标、任务、对象、动力、目的、方法、后盾、前途十二个要点,逻辑谨严,剖析深刻,博大精深,自成一体,构成了严密的理论体系。

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说到底还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政治思想范畴内)。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具体表现形式。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发生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又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却又具有偶然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性质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既要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又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经济基础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充分条件。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后,不仅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还会保证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本质是政权问题。政权的核心及其本质属性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存在于政治上层建筑方面,而且还存在于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质是一场政治大革命。这是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本质决定的。这场政治大革命,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脉相承,而又在巩固和发展前两次革命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的生死存亡。因而我们称之为政治大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革命目标的确定,来源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了。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出发,就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得以巩固和发展的充分条件。因而就要将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确立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标。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分为首要任务、重要任务和一般任务。这是根据这些任务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中的地位来划分的。首要任务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重要任务是反帝灭资,防止和平演变;一般任务是反封批孔,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必须把反修防修作为继续革命的首要任务。这是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旦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就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分为首要革命对象、重要革命对象和一般革命对象。首要革命对象是党内走资派,重要革命对象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一般革命对象是地富反坏右。毛泽东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运动的重点要对准党内走资派,防止转移斗争方向。对走资派要讲究政策。应当认识到,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虽然是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与党内走资派比较起来,只能算是重要革命对象,而非首要革命对象。地富反坏右在过去的革命中已经被搞过一次了,只是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存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没有他们的政治地位。从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的影响上来分析,他们显然没有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作用大,因而只能算是一般革命对象。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动力,是推动文化大革命前进的力量。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工农群众、革命干部及革命知识分子,构成了继续革命的动力。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是继续革命的先锋,工农群众是继续革命的主力军,革命干部是继续革命的重要领导力量,革命知识分子吹响继续革命的号角。要正确认识并准确界定他们在继续革命中的作用。这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开展文化大革命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的分为根本目的、主要目的和具体目的。根本目的是改造人的世界观。“斗私,批修”是改造人的世界观的根本手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灵魂。主要目的是实现根本目的的途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斗、批、改。具体目的是实现主要目的的途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具体目的是斗、批、改的具体化。我们要从根本目的、主要目的和具体目的的统一中,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法。毛泽东原先是希望采取整风的方法来进行继续革命的,最后在得已的情况下,才采取了文革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依靠群众,运用“四大”,进行文斗,由下至上,由点到面,由乱达治,通过全国性的演习,在循环往复中进行文化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文化大革命是实现继续革命的正确途径。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坚强后盾。要将军队自身的文革与整个文革大局结合起来,军队自身文革要服从整个文革发展的大局。军队是继续革命坚强后盾的重要表现:首都工作组的成立;不得动用军队和警察镇压学生运动;实行“三支两军”;军队代表参加革委会;权归政,兵归营。文化大革命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条件下才能够进行。没有军队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后盾,要进行这样的继续革命是不可能的。现在有人提出要防范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这种杞人忧天式的喧闹,不过是个人的主观臆想,并没有现实的依据。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建成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一个是复辟资本主义,甚至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建成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取决于能否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建成社会主义的充分条件。从没有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来分析,资本主义复辟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又是通过怀仁堂事变这一历史偶然性来实现的。但是斗争并未终结。

由此我们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根源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通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剖析,才能揭示出继续革命的真谛。毛泽东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才认识到不仅要进行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2]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开辟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在艰难曲折中不断将社会主义推向前进的。

第五节  从历史的演变来分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以上我们研究了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及其理论要点。那么,从历史的角度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究竟应该如何认识继续革命的理论与文化大革命成败之间的关系呢?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来看,对继续革命的理论又作出了什么样的验证呢?在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上,共产党人究竟负有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呢?

.继续革命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

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出现了三个里程碑。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继续革命的理论则是毛泽东主义的璀璨明珠,那么继续革命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三个里程碑说起。

(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三个里程碑。

人们不仅要问,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三个里程碑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时候才提出的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三个里程碑,是《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为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起草的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中提出来的。这篇文章经毛泽东审定、修改后,分别于一九六七年第七期《红旗》杂志和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这篇文章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和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在一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三个伟大的里程碑。”[1]

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构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在帝国主义时代下,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提出一国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论和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去世后,斯大林继承、发展和进一步完善了列宁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如何反修防修,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三个里程碑。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前两个里程碑。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前两个里程碑。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为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两个里程碑呢?这两个里程碑的标志是什么呢?

1.马克思主义是第一个里程碑。

马克思、恩格斯限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除了从巴黎公社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以外,主要的还是从理论上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构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

一八四八年二月,《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主义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工具。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创立了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这一基本矛盾出发,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阐明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就是运用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方式,以及究竟应该如何才能够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就是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主要阐明了社会主义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来完成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成为第一个里程碑的标志。

2.列宁主义是第二个里程碑。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时代。时代在前进,马克思主义也在发展。一九○三年,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标志,将无产阶级专政写入党纲,形成了布尔什维主义,标志着列宁主义的诞生。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在帝国主义时代,列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据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一国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论,随后又提出了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在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利用一战造成的有利时机,在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俄国,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接着又进行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活动。列宁针对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出现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腐败现象,从理论上进行了初步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制定了相关的措施。由于列宁很快去世了,这种探索也就停止了。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成为苏联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在实现苏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完成了苏联工业化,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顺利地实现了战后的经济恢复,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到了“半壁江山”。但是由于斯大林没有运用唯物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后的矛盾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有能够提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以及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致使人们从思想上解除了武装,丧失了必要的警觉性,没有在体制上做出相应的构建,埋下了后来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时代变化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体现在列宁主义的诞生上。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在列宁主义指导下,建立了一个纪律严明富有战斗力的布尔什维克党,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夺取了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在苏联一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还建成了社会主义,在国际上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这样就使得科学社会主义从抽象的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从革命实践上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性。这是列宁主义成为第二个里程碑的标志。

3.仍然没有解决了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第一个里程碑,列宁主义是第二个里程碑。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列宁主义,解决的都是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来夺权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但是都没有能够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防止无产阶级政权变质和资本主义复辟等问题。这个问题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生死存亡的大事。

(三)毛泽东主义是第三个里程碑。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马列主义是前两个里程碑。但是,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持政权永不变质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生死存亡的大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要求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做出新的回答。

1.时代召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程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虽然他们参加和领导了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但是在这方面却没有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效,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在理论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上。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马克思主义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实质性突破。马克思主义不仅从理论上发展到了列宁主义阶段,创立了一国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论和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且还从实践上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使革命精神转化成了现实的物质力量,使理想转化成了客观存在。

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就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面临的新的任务。这是时代提出的要求。这就要从社会实践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不仅要从理论上还要从实践上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不是一个孤立的局部的问题,而是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前途和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共同的问题。

当时由于列宁去世的比较早,没有对这个问题展开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列宁去世后,斯大林虽然继续了列宁的遗志,将苏联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把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推向了前进,但是却也没有能够从理论和实践上将这个问题予以解决,没有认识到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会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毁灭性的灾难。可是,这个时候社会主义的发展已经暴露出了问题,存在着严重的隐患。如果这些隐患不能得到解决,那么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就会遇到很大困难,甚至会造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出现。这就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理论和实践上对此做出有力的回答。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只是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却没有运用唯物史观对斯大林错误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然后提出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方略来,反而提出了“三和两全”的修正主义路线,要建立一个“三无世界”,践踏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给社会主义阵营造成了毁灭性破坏。后来的勃列日涅夫等人虽然将赫鲁晓夫赶下了台,但是却与赫鲁晓夫的路线并没有什么差别,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2]这样在苏共领导集团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情况下,又怎么能够指望他们在探索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上取得成就呢?

其实,这个问题在当时是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比如,这个时候有一个名叫吉拉斯的南斯拉夫人在《新阶级》一书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吉拉斯早年追随铁托革命,一起领导了南斯拉夫人民的反法西斯武装斗争,战后担任过南联盟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是南共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来却主张实行多党竞争的民主制,批评所谓南斯拉夫党内的斯大林思想。在被捕入狱后,吉拉斯写了《新阶级》一书。手稿秘密带到西方后,立即被奉为至宝,半年之内就再版了十次。为了批判吉拉斯的修正主义观点,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于一九六三年在内部出版发行了中译本。

吉拉斯在《新阶级》一书中写到,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级。他们掌控了国家的一切资源,结果“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

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看了以后,觉得吉拉斯所说的情况与我们国家出现的情况是很想似的,说得也是对的。可是为什么要把吉拉斯的观点作为修正主义进行批判呢?他向同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关锋请教。关锋说,这不矛盾。吉拉斯是说在社会主义里面出现特权阶级是必然的,并以此来整个地否定社会主义。我们则认为这并不是必然的,可以通过文化大革命来阻止特权阶级的发生和发展。[3]

从中可以看到,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面临的共同问题。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仅要从理论上还要从实践上对此做出有力的回答。吉拉斯虽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他不是运用唯物史观来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新途径,却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必然现象,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就否定了社会主义,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否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而就要展开对于吉拉斯修正主义观点的批判,确立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心,从理论和实践上来探索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新途径。

赫鲁晓夫虽然没有公开否定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也就否定了斯大林时代苏联党和国家的历史。虽然他也进行了某些改革,但是却没有运用唯物史观,以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为切入口,对苏联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峻问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通过系统的剖析,提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的方略。这样就使苏联及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陷入了迷茫。

由此看来,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要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就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运用唯物史观,从社会主义发展的社会实践出发,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的思考,大胆探索,进行争辩,产生共识,找到方案,做出对策,付诸行动,使世界社会主义能够得到健康发展。斯大林晚年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后来苏共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也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这样历史的重担就落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 

作者:郭建波 来源: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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